这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批很普通却又很不寻常的石湾花盆，说普通，是因为这些花盆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摆设在厅堂、案头，安放在阳台、庭院，种花莳草如此而已，来来往往间不曾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说不寻常，是因为这些花盆见证了我们民族一段历史，见证了佛山石湾陶瓷业发展中不屈于恶运、抗争奋进的精神。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些原生态的有形物质里，保存着大量无形的人文精神。对这批造型各异、釉彩丰富、装饰题材和技法多样的花盆进行整理、研究，是关系到有效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问题。

    石湾花盆与文化遗产的研究

    人类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世界对自身文化遗产的关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了，30多年来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深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生存方式也急刷改变。社会环境日新月异，旧事物瞬间消逝的时候，人们却发现幸福越来越被物化并没能解决人类的感情依托和与环境和谐的问题。因此，表现文化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以及不同族群独特的生存象征，  即人类文化遗产中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也是更为脆弱的无形文化遗产，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无形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除物质遗存外、没有固定空间形式的另一种存在，它依托于人的本身，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其最大特点就是不脱离具体的民族(地域)历史、社会环境和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审美特征。因此成为民族(地域)的基本识别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2002年是“世界遗产年”，当年l0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就无形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制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上海宪章》。宪章提议“创立跨学科、跨行业的方法，使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的遗产融为一体”；“努力确保以符合地方特色的方式，真实地保护、展示、诠释遗产资源”；“促进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积极参与，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的专家、资源和机遇，实现资源的多元化，从而有效地保护所有遗产资源”。去年初，“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如同别人关注老房子、旧照片那样开展了对石湾花盆的研究工作。

    石湾窑向来都是民间生产，过去没有赢得过正史青睐。但从上个世纪初始，随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石湾窑的陶业研究终于逐渐的多起来。不过综观百年学术成果，还多是以宏观概论为主，至于单项而又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人物陶塑。其实对石湾陶瓷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花盆行过去是石湾窑的行业龙头之一。清代乾隆六年(1741年)花盆行东、西家就已共同制定出行规和历例工价，刻板以存；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重修；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缘旧原板字迹晦废”，再重修，但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对它的专门论述(目前国内的陶瓷研究中，也尚未发现有对花盆的专项研究)。石湾花盆、花脊以及许多园林建筑装饰用品都是花盆行的大宗产品，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试图从这里出发，沿着花盆.石湾陶业.岭南文化一华夏情结这条轨迹，做一次文化的链接工作。

    此外，激励我们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想改变社会上某种看法。有人说：“看着上下九和北京路上讨价还价的广州人，你就会明白向他们推销一件东西的 ‘精神消费价值’是没戏的。”这种以一概全的看法，在北方地区尤有广泛性。无可讳言，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造就了南人与北人不同的秉性。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就说到越地之人，由于生存环境较为优越，所以是“无干金之子亦无赤贫之家”。在外向型海洋经济环境下，广东人历来普遍重商务实。作为对内辐射对外传播的桥头堡，一直到19世纪中期广州地区都是全国主要的对外贸易基地，有时甚至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繁荣的内外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个性鲜明的岭南文化，养就了广东人开放、自由、包容、创新的文化精神。在中国迈向近代的历程中，广东人作出了非一般的贡献。为现代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广东人的奋斗更令人瞩目。我们并非不懂得“精神价值”，只是我们的脚步走得快了些，对好多东西往往来不及细嚼慢咽，失于耐心细致的体味与整理，与孕育了华夏古老文明的黄河流域的民性相比是少了些厚重感。而这就正是所谓的“南人文胜质，北人质胜文”。

    诚然，我们所拥有的实物数量很有限，从产品种类、技艺水准来说，都未能包含到最全、最高，也就从未敢轻言“洞幽烛隐”。但仍能从中较完整地去认识石湾陶艺一段历史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内中还有不少独到的精彩。既然情味率真浓烈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能被誉为“.土地上的天籁之音”，那么这一百多个各有特色的石湾花盆，不是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吗.我们要说历史，决不是要编排出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沉重，也不是在标榜什么“使命神圣”，而是要把握住这些“花盆”，顺应2l世纪史学叙述的重要转向，以研究社会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再一次认识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石湾精神。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要保存自己的历史，没有文字记录，也会有游吟者的说唱。事实上现在与过去是永远无法舍割的，历史延续下来的便是气质和精神。

    石湾陶瓷是岭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廿四行”产品、独具魅力的艺术陶瓷，都见证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非常佩服一个真知灼见-“如从石湾陶器来回顾中国的艺术史，平心而论，石湾陶工的贡献不只是限于对于古典釉色、器型，或形象的摹仿而已。他们对于文化延续的保存之功，是应该另有新评价的”(庄申：《从石湾陶瓷回顾中国艺术历史》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石湾陶展》1979年第264页)。确实是应该对石湾陶器进行“新评价”的了，国内很多陶瓷产区都为自己做了许多推介工作，诸如研究历史、汇集作品、编写名录、学术交流、展览观摩等等不一而足，相比之下我们对石湾这样一个自唐宋至今窑火不绝的著名窑区所做的工作就显得薄弱。虽说经济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间，随着建筑、园林陶瓷的大量发展，石湾也声名远播了，但对于艺术陶瓷则是越往北去认识的人就越少，晚清、民国时期的白釉绿彩梅枝耳瓶这样普通的东西，在哈尔滨却被看作是辽代文物卖出高价。我们应该在石湾陶瓷研究上寻找新的突破，尤其要克服“矮人看戏”的毛病，剔除纯商业炒作秀。于此，我不由得想起了对石湾陶瓷事业贡献良多的前辈高永坚先生，他曾对当前陶瓷行业中某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深刻批评。他说：“陶瓷难道真的已经无路可走，要靠做‘秀’.!要经营品牌，归根结底靠的还是文化的积淀和提升，而不是靠大哄大闹，好的有内涵的东西留下来就成为传统，能够影响社会和教育我们的后代，人们认识了才会有爱，你的作品才有人追捧。”

    对石湾花盆的研究，就是要展现石湾人对于中国文化基因的保存之功，由此证明我们对于“精神价值”的珍视。民族或民间本原的文化基因是具有再生繁殖能力的东西，是活的生命体，它循环在民族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循环在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中，石湾窑火的绵延不绝恰是明证。

    花、花盆及其文化意义

    自然界里人和动植物同是生物链中的一环，然而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和大自然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但生命深处总在呼唤人类回归。所以人们除了登山临海、穿林越溪、追逐日月星辰，还喜欢在住地种树栽花莳草，饲弄虫鱼鸟禽，始终与大自然保持一份融和亲近。这当中最为赏心悦目、常被喻为美好事物甚至成为人格操守象征的便是四时芬芳、姹紫嫣红的名花异卉。人们除了把它们栽种在花畦园圃外，还要折枝插瓶置诸几案，移种盆中摆在厅堂、露台和庭院。栽花、养花、赏花成了生活中一大乐事、雅事。唐宋时期，这等事情已成为从宫苑到市镇、从帝王到小民消闲享乐、养性怡情的社会文化风俗。尤其是宋代以后，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垂足坐的起居方式使得房屋的空间结构、家具的制作陈设都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文化自此向再普及、再深入发展，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平民社会中日常人生精神的趋向，宗教和贵族气息日渐减弱，玩乐情趣有增无减，花鸟虫鱼是必不可少的，盆花盆景也就随处可见。在宋人绘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栽着各种花草，大小、高矮、形状不同的花盆，还有树桩盆景和石山盆景。在人物画的场景前方多画有一盆绽放的花卉(图1)，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画面前方叠石几上，也摆着一个鲜花盛开的鼎式花盆，似乎这已成为宋代人物画的通例。宋代是陶瓷生产大发展时期，很多窑场都有花盆产品。著名的汝窑、钧窑为宫廷烧制的贡瓷中就有不少是花盆，钧窑更是以生产花盆、盆奁(托)为大宗。瓷器装饰上出现了新颖的“盆花”纹样。明清时期，盆花图纹更为丰富，人们以这种吉祥图案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盆中栽万年青和灵芝是“万事如意”、栽芙蓉和牡丹是“荣华富贵”等等。花和花盆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中国的传统建筑四合院就特别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大门内影壁(屏门)前摆放着盆花、莲缸、鱼缸等物，一进门就营造出和谐、安谧、幽清的气氛。过去北京的四合院里都栽有石榴花，少则一两盆，多则数十盆，夏天里一片火红的花儿象征着主人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石榴多子还寄托着世代中国人多福的愿望。在盆栽的石榴之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大小鱼缸，缸里游动着几十条大小不等、颜色缤纷的龙睛鱼，有的缸里还长着茨菰、荷花(图2)，矮盆又多种水珊瑚、草蒲莲、韭菜莲、八宝儿等。到了秋天，有的人家还在房屋四周、台阶、窗台摆上黄黄白白的菊花。无独有偶，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卷六》中有《菊海》一文，写出了当时山东兖州富贵人家唯菊是爱的气魄和情趣。说的是他们在一大片开阔地搭上芦苇棚，砌坛栽菊，花固是名种，又得之天道、地力、人工，万花齐发之时色艳叶翠斑斓盈溢，直如大海般壮观得很。在“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这种狂热和迷痴体现了特有的审美取向，中国人视菊为延寿客、为傲霜之品，寄托着自己人生与品格的追求。广东人爱花更有别样情怀，四季如春的气候令各种鲜花终年不断，名花名园不绝于斯。清代广州十三行富商潘仕成的海山仙馆是一处极尽奢华的私家园林，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录》中对它多有赞述：“花卉当中有白的、红的、和杂色的茶花、菊花、吊钟、紫菀和夹竹桃。跟西方世界不同，这里的花种在花盆里，花盆被很有情调地放在一圈一圈的架子上，形成一个上小下大的金字塔。”(《荔湾风采》140页罗雨林主编1998年)我想，这里面一定就有许多石湾花盆。花盆栽花莳草不单用于美化居室和随意观赏(图3)，在民间礼俗方面还有它独特的作用。过去在珠江水域有许多以艇船为家被称作“.家(民)”的水上居民，他们有一种婚俗是“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家艇)这样，花盆又成为男女缔结连理的媒介了。

    石湾花盆的生产情况

    唐宋以来花盆在社会文化史中就有着多种意义，那么石湾花盆从那个时候开始生产情况又如何呢.很遗憾没有文字记载，只好求诸考古学成果了。据《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一书所载，对分布在广州、佛山、潮州、梅县、新会、高州地区有代表性的唐宋窑址发掘研究结果表明，出土器物中都有“盆”。但这“盆”是花盆或是其他什么用途的盆就不清楚了，因为发掘报告与研究文章上都没有明确指出。从对其器型的描述来看有部分应会是花盆制品，在装饰手法和纹样方面讲到的有在器物内底或外壁刻、印、褐色彩绘菊、兰、梅、竹、卷草等，显然这都是笼统兼互混的说法。而《佛山市文物志》(佛山市博物馆编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关于东干河沿岸的小塘奇石村和罗村萧家岗唐宋窑址，以及石湾镇内大帽岗和海口龟山唐宋元窑址情况就介绍得稍为具体些。奇石村和萧家岗窑址出土陶器和大帽岗窑址的“基本相同”，其中就有“盆、沙盆”的遗存物；龟山窑址中层属于宋元时期，这一层中上面是窑具窑砖，下面有很多日用陶器的碎片，而“盆类则稍为粗糙，胎质细洁纯净，白与灰白色为主，火候较高，胎薄均匀，成型技术成熟”。这里虽然不曾细分列出盆的品种，但不可忽视工艺技术上的共通性，或许由此我们可以认识石湾花盆在明清以前的大致模样。明清时期，石湾花盆的生产状况又怎样.这得先来看看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广东向被视为岭表之地，早期社会经济发展较缓慢，从明代中后期起，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商品化进程加速，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结果繁盛了内外贸易活动。石湾毗邻号称“天下四大聚”之一的佛山镇，距离世界性贸易大港广州也不过30公里左右。套一句时下的话说，石湾就处在发达的外向型海洋经济圈内。发达的经济造就了财势显赫、人数众多的“粤商”集团，也带来了城镇建设的繁荣和奢靡享乐的社会生活风气。现在广州西关一带就是豪富阔商的聚居地，他们动辄斥巨资大兴土木建造房舍、庙宇、寺观、祠堂、书院和会馆。“西关大屋”就是适应广东自然环境特点的典型岭南建筑。这种房舍居室轩敞、规整、分区使用功能合理。天井、花园和晒台上必定是栽花种木、垒假山砌鱼池，厅房内的摆设自然更有情趣。在这么一座大屋里，光是花盆、景盆、鱼缸、莲缸该有多少(图4)，其中来自本邦的石湾盆肯定占绝大多数。西关大屋这种建筑模式很快就为两广地区群起仿效，特别是随着珠江流域一大批城镇相继兴盛，便出现了人称“西关化”时期．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石湾陶业的大发展自是必然的了。所以就有了正德年间的南风灶、嘉靖七年建造的陶师庙和行会组织；有了顺治十六年《三院严革私抽缸瓦饷示约》、乾隆六年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和嘉庆二十二年的《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花盆类生产为之大盛。明清以来，石湾花盆的生产归属在花盆行，但部分尺寸小的同类产品白釉行和古玩行也有生产。花盆类产品包括有花盆(盆套、盆托)(图5)、景盆、山盆、莲盆(鱼缸)，还有各种几、墩、座，花盆与行内其他产品在使用原材料、施釉赋彩和装饰技法上往往有着一致性。

    从花盆看近代石湾陶业

    19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东西方社会关系打破了旧的平衡，特别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文明颠峰坠落，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伴随着国家主权丧失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是中国社会痛苦、艰难地迈向近代的过程。中国人民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同时又要面对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因而稍纵了对中国的压制，所以晚清社会就有了个“同光中兴”，这使一些地区社会经济重获一定生机，但反动腐败的清政权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政权落人卖国贼袁世凯手中，辛亥革命没能实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创立合众政府”的理想而以失败告结。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外扰内困越演越烈。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犯，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抗战胜利后又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结束了多舛的命运。

    中国近代社会这种政治环境，成为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桎梏。帝国主义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日渐深人中国腹地，大肆设厂、筑路、开矿，把持水陆航运，掠夺原材料和市场，压榨廉价劳动力，倾销工业产品，左右关税。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里就有一款是“日本人可在中国各商埠任便设厂，所生产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试想尚处在新生、弱小阶段的中国民族工业还能有活路吗.中国陶瓷生产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都是雄踞世界之先，但随着国运蹇蹙也渐呈日落西山的气象。洋瓷以其成本低廉、花色品种多样、运输便捷、税项少而轻的优势，在市场上把华瓷节节击败。因此长期以来对于晚清至民国这个历史时期中国陶瓷业的景况，认为乃是不胜满目荒凉者似乎成了评论基调，对石湾陶瓷业的看法也是如此乏善可陈。果真如此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事实上中国人进行了努力抗争，很多陶瓷产区都开办了陶业学堂、职校培养新生力量，进行技术改良，按照新的经营方式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新型陶瓷厂(公司)。这样的应对使中国陶瓷能在夹缝中生长出几簇新枝，虽然终未能接木成林，却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直面生命苦难，把痛苦转化成智慧这样一种不屈于被征服的民族精神。石湾人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表现是同样出色，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石湾出现“新款花盆”

    清代以来花盆行的文如璧、宝玉、均玉、英玉、美玉、奇玉、李万玉、裕祯祥、上利亚等都是很有名气的店号。上世纪30年代前，在石湾、广州和中山等地曾先后出现有广东陶业公司、广州裕华公司、冠华陶窑、振兴工厂、陈维上利亚、陈富上利亚、振华工厂等一批具有时代新风貌的陶瓷厂。这是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维护民权民生的民族斗争时代。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无处不充斥外货，商店中十之八、九都是洋货，即使是贫家日常用品中的舶来品也占到六、七成之多，穷乡僻壤处亦“竞以外货相尚”，尤其是广东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洋货最早登陆的码头，洋货就更为泛滥。大量洋货输人造成大量现金外流，原料枯竭，产业落后，民生凋敝。据海关统计，当时我国每年外流“金额恒逾亿万”，国人怀着民族衰亡的忧患，期盼着国强民富。对于这种形势，时人认为“非全民众以全力作积极的整个的有组织有计划之提倡国货运动不为功”，政府应该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切实进行取缔不平等条约，保护关税，保障并奖励国货，抵制外货；组织工厂，改良机械，振兴实业、培养实业人才；发展交通，开辟商港，利用外资，振兴工业。然而这一切是谈何容易，当时国内时局动荡、政权更迭、军阀割据、战事频仍，无望于当权者之下，民间各界自发地掀起各种形式的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一批批有觉悟的人上街头入门户进行宣传鼓动，力图唤起民心与良知。在“广东省妇女提倡国货会”的宣传特刊上有这么一段唱词：“想联(缝)衫，切勿要走入杨(洋)巷个便。凉风起，情愿打张薄棉被都唔盖洋毡。帽与遮、袜共鞋，宗宗件件，更有那文房四宝用品多端，把那些舶来品尽行驱遣。非国货，断不容在身边，更望着农工商以及军政界诸君起行一致，用心实力不可徒托空言。”方言俚语间足见爱国情深，社会上还成立了国货推销处。虽说振兴实业、提倡国货不能和轰轰烈烈的对敌武装斗争相提并论，但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下，这是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所能采取的最为有力的斗争方式之一。石湾陶瓷实业界也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觉悟，这“裕华”、“冠华”、“振兴”、“振华”等名号中分明就包含着顺应时势、御外侮强中华的斗争精神。特别是在1931年“9．18”事变以后，全民一心抵制外货的行动就更强烈了。

    晚清以来陶业界中“工厂”、“公司”名称的出现，反映出其内部组构和生产管理相对于作坊来说，已经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建办资金或独资或合股，聘请有名气的艺师和技工进行生产，不受封建行会制约，进行多种改革，吸收新思想、新技术，追求新时尚，自然就与旧事物产生矛盾。余策平先生在1935年前后，曾有《石湾陶业概况》的调查论述。他说在石湾商业工会里看到一对比较新款的花盆，别人对他说，“这对花盆是由一间改进了的陶瓷公司制造的，因为所有的行会都妒忌并不予合作”，于是“那公司关闭并逃走”到其他地方设办去了，因为“人们同他的资金不需要在行会的苛例下支配”。这段文字道出了石湾陶业在历史新旧交替时期的状况，旧的不合理的东西总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但新事物终归要取而代之，这里暂时没有立足之地，宁可跑到别处也要继续经营下去。在广州、中山等地设址的广东陶业公司、裕华、振华不排除就有这种因素存在。遗憾的是余先生没有能把情况说得具体些，大概是为了回避是非吧．

    上述的几家陶瓷厂根据目前能找到的有限的文字资料来看，先后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从流散在各地公私收藏中的遗物可以知道，上世纪20、30年代里他们的业绩却可谓辉煌。这个业绩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们很好地继承了石湾陶艺在生产技术和艺术装饰风格上的优良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极力挖掘当时的人力资源，成就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留下一笔不菲的文化遗产；二是他们在石湾陶艺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当我们把他们的作为与其前及其后进行比较时，这个看法就变得格外的清晰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了。

    新款花盆的艺术成就

    把这一批花盆进行队列排比，我们看到了两种既有联系又有不同面貌的作品。虽然民国前的制品很多都没有刻写上名款号，但我们用类比法把它们与钤印有“宝玉造”、“文如壁”印章等的器物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属于用一时代的东西，无论是型制、施釉手法、釉彩色调、装饰题材和纹样，均表现出浓重的拙朴、单纯、沉实、浑厚的传统意味，有着民间艺术那种强烈的装饰效果，而另一部分则是新颖细腻、华彩俏艳，洋溢着隽永洒脱的文人气息，这就是余策平先生所说的“新款花盆”。  前者可谓之“俗”，后者可谓之“雅”。但俗者非为下品，乃平民性之表现也；雅者非为弄玄，是艺术升华矣，二者实是同源而异流．看看世界艺术时空上光华闪烁的巨星吧，他们中间有几位不曾“抄袭”过民间艺术.由于使用的原材料和制作工艺没有根本差异，所以这批花盆中不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类东西，只有在石湾陶瓷艺术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两张面孔，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后者对社会、人生的关注更密切，艺术语言的运用和表现能力更强，它为20世纪后期石湾陶艺发展架设了一道桥梁，使之更趋成熟，成熟的艺术具有宽容的人性和博大的生命信息，今天石湾陶艺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是必然的。

    花盆的实用功能决定了其型制不会因时间推移而有多大改变，况且石湾花盆历来就是型制极为多样，以裕华公司为代表的新款花盆造型依然是变化多端，有方、圆、椭圆、撇角、倭角、多角、肖形等，而以肖形的最是生动，如扇面、方胜、莲花、荷叶、海棠、梅花、菱花、喇叭花、石榴、钟磬、编竹、蟹形等不胜枚举，高低、大小、长短不一而足。成型工艺基本是模印、泥板拼合镶接，对于一些大规格的器物为防止烧制过程中变形，则会在器内加撑泥板(条)，出窑后把支撑物拆掉，蓝釉长方形大山盆的内底上，就留有这样的痕迹；又或者先用粗料做一个模(盆托)，把盆坯放进模内同烧，盆托既当了匣钵又使盆形不变。

    装饰技法上同样采用传统的印、塑、镂，开光、单色釉、多色釉、施釉加彩，尤为突出的是更多的使用了彩绘和书体多样的文字装饰。彩绘主要有青花和釉上五彩两种，五彩绘画手法非常多样，如色地加彩、开光加彩、锦地开光加彩、五彩加金，还有采用广彩瓷(图6)装饰技法的。花式纹样非常丰富， 以此批花盆为例，就有鼓钉、铺首、束带、花卉和植物(萱草、兰花、鸡冠花、牡丹、茶花、海棠、菊花、宝相花、石榴花、绣球花、木芙蓉、天竺、葵花、灵芝、紫藤、竹子、葡萄、枇杷、龙眼、荔枝、金瓜、凤眼果、佛手等岭南佳果)、翎毛瑞兽水族(凤凰、麒麟、松鼠、蝙蝠、八哥、绶带鸟、山雀、蝴蝶、鸳鸯、仙鹤、芦雁、蟹、金鱼)、人物(八仙、香山五老、福禄寿三星、高士、渔、樵、耕、读、苏武牧羊)、文字(长寿、秦当、汉瓦、金文、碑帖、诗文、警语)、吉祥物与吉祥图案(三多、八卦、太极、如意云、勾连云、祥云、夔龙、寿石、福在眼前、瓜瓞连绵、双龙戏珠、松鹤延年、博古图、岁供图、花篮、回纹、垂帐、蕉叶)，还有山水楼阁、时事和历史事件等．

    石湾花盆所施釉主色调是绿和蓝、还有白、黄、酱，通过调配釉水组分和控制烧成而有深浅浓淡的不同，如宝蓝、乳蓝、天青、钧蓝、荷背绿、瓜皮绿、汝绿、水白、蟮黄等。我们注意到凡是施以单色釉的器物，除了有用鼓钉、铺首、弦纹、开光、如意头、划棱线这样一些很简单的附加装饰外，更多的是光素无纹，但在盆体造型上却是极尽能事，特别是一些年代较早的器物，在造型线条的处理上对尺度和力度的把握及由此产生的近乎完美的审美效果，今天依然令我们叹服。圆的饱满，直的刚挺，曲的柔婉以及盆沿盆足接连过渡这样细微的转弯抹角处，一样的可见功夫。当然这和陶工对陶泥的特意选配和着意练制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制品是无数代陶工经验积累和使用者鉴评的结果，稀罕的古盆今天已成为艺术鉴赏家们的珍藏品了。

    近代的石湾花盆带着更多的时代风貌，这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一种事物如果不能与时代共进就不可能再有生命力。民国时期石湾花盆折射出的正是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文精神，同时也让人们看到石湾陶艺的进步。陶瓷艺术史表明，一旦有了文人参与陶艺作品的文化品位往往就能得到提升。在新款花盆上，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文人情怀、看到更多的传统文化意象，领略到中外文化交融所带来的别一种艺术之美。花盆上用字体很美的篆书、隶书印贴或写上古碑文的题句、诗词、警言，就很耐人玩味。一首小诗如“洞口桃花带雨，溪头杨柳栖风；凤影楼台上下，落葩流水西东”数句之间便把撩人春色写尽。蓝钧釉印花地描金彩绘花卉纹石榴式花盆是裕华公司制品，开光内金彩地上是白釉隶书“友中乐”，开光外蓝色地上白釉写古鼎金文“室辞”二字，要是没有点中国传统文化功底还真不知所云，个中情调自然就无法感受。原来“室辞”乃为“居室中的美物”之意。在布饰典雅的客厅中，邀几位好友偷闲聚乐，边啜茗边欣赏这美物，可谓是贤主嘉宾共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正似唐文大家王勃所言“四美具，二难并”之时，实属人生至难至乐事。这样的艺术水平必然使得石湾花盆更受社会广泛喜爱，人们除了自家使用外，还会用作厚礼馈赠社会名流、亲朋好友。

    过去石湾陶艺作品上落款的不多，所以后人很难判定和收集到相关的历史资料，往往只能靠个别有刻印名款的器物来认识风格与之一致或相近的制品，少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许多困难。而新款花盆多有写上生产厂家名、民国或干支纪年、画师姓名、别号或其斋室轩堂名，如“广州市诗书街裕华公司作”、“广州裕华真记造”、“甲戌之秋冠华制”、“南海石湾陈富上利亚制品”、“广东陶业公司谨识”、“民国二十三年双十节前二日  天民”、“因侯画”、“枕戈室主人”、“神山氏”、“骆星垣”等；有些是定制者名如“黎铎医院”、也有特别定制如“胡主席墓园”；作为礼品用的送、受人和制作者名如“马师曾先生惠存 非园敬赠 振兴工厂制”、“玉书先生 民国廿六年仲春潘格敬赠南海石湾冠华陶窑制”、而“顺德沙  周满记营造店敬赠  民国廿三年冠华制”则可见当时工商界的公关手段。如果能够把花盆和其他器物上类似的资料都收集起来，那就是一份对科学地深化石湾窑研究工作非常有用的、可目之为“文献”的宝贵资料。

    与石湾窑类同的花盆生产

    在这批花盆中有一对很漂亮的花盆，长八角形、短颈、八足的造型显得有点与众不同，盆身施白釉，颈上一圈回纹施酱釉，八个开光内亮蓝地上是绿、黄、绛色的人物、麒麟、鱼、蟹和葵纹。这对花盆的用色和配色非常谐和雅丽，用世界艺术巨匠毕加索的一句话-“在陶瓷的釉色面前，油画色彩相形见绌了”-来作评价应该并不过分。这个花盆内壁钤有“宝玉造CHINA”印记，这表明早之前石湾花盆已经远销重洋，蜚声海内外了。石湾花盆随着市场销售的扩展，制造技术同时也往外不断传播，石湾陶工本来就有不少是来自顺德、中山、新会、东莞、阳江、四会、高要等地的人，所以实际上除了石湾本土外，在外地还存在着近同石湾窑的生产。我们经常看到一种人称“铁砂胎”的花盆类制品，有说是肇庆高要地区窑口的出品，产品数量不少，其型制、装饰题材、纹样和技法与石湾产品很类同；而写着“中山振华工厂造”、里外面目又与石湾花盆雷同的花盆(图7)，也说明在中山最起码也有一个工厂生产着石湾风格的陶瓷器。一个酱釉写诗文上有“庚辰(1940年)仲秋造于新合兴陶器厂”的花盆和另一个活脱脱是石湾陶盆模样、贴印着“黎铎医院”名字、标着“孤儿院陶窑出品”的花盆(图8)不是很值得我们去细究一下.

    我们真诚希望通过这次工作、能与同道者一起挖掘出更多的石湾陶艺历史珍品，与接继而来的现代陶艺一起，向世界尽情展现一个永远洋溢着自由生命激情的石湾。